北京晚报·五色土 | 作者 张德斌
在玻璃镜于明末清初传入我国从前，铜镜是古人鉴容照面以正衣冠的首要东西。现在考古开掘的最早铜镜是青海省贵南县尕马台齐家文明墓地出土的七角星纹铜镜，归于新石器年代晚期。由此可知，铜镜随同我国人走过了近4000年的前史，并以其极大的存世数量、五光十色的纹饰，构成了一个具有广阔爱好者的保藏类别。
前段时间，我国国家博物馆举办了“镜里千秋——我国古代铜镜文明”展，从保藏近万面铜镜中精选出200余件什物，向观众展现了我国古代铜镜的明晰开展头绪。
武士搏虎镜显示尚武精神
虎是古人非常喜爱的纹饰形象，在各类器物上多有体现，铜镜也不破例。铜镜上的虎纹饰所具有的文明内在，与其他器物上的虎纹饰既有相通之处，也有一些是铜镜所独有的，需求放在铜镜的详细用处与运用环境中加以调查。比方，女子对镜贴花黄，一些龙虎纹镜反映了配偶调和、后代茂盛的期望；男人揽镜自照，则期望看到更多健硕之美、阳刚之气，这在勇士搏虎纹镜上体现得酣畅淋漓；人们在镜中看见岁月流逝容颜变老，所以经过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镜，寄予长生不老、得道成仙的期望，在某些情境下，它们又是人们请求安全、辟除邪祟的重要载体……
许多铜镜纹饰中的不同山君形象，对这些期望都有所阐释，由此构成了铜镜虎文明这样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其间，带有武士搏虎纹饰的铜镜，非常特别。这类铜镜比较闻名的有两枚，其间一枚现在保藏于我国国家博物馆，另一枚则由日本永青文库保藏，两者都是战国时期的文物。
国博展出的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武士斗兽纹铜镜
1975年，考古人员在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开掘出土了一枚武士斗兽纹铜镜，后归国博保藏，本次“镜里千秋”展览上，这枚铜镜也得以展出。
此镜背部主纹饰为两名执盾、持剑武士别离与一只猛兽奋斗的场景，其间一名武士与猛兽正面相斗，另一名武士则在猛兽死后追击，猛兽作遁逃状。
有人依据猛兽身上的圆圈形斑纹等特征判别它是豹，笔者以为它应该是虎，理由有二：一是古代文献与文学作品中有很多刺虎、射虎、打虎的描绘，比方卞庄刺虎、武松打虎、苏轼“亲射虎，看孙郎”等，而关于击杀豹的相关记载相比之下非常少；二是从文明连续性来看，后世铜镜上的猛兽类纹饰中，虎纹饰长时间很多存在并且款式繁复，有龙虎纹、四神纹（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以及十二生肖中的虎纹，还有单虎纹、四虎纹、十二虎纹等，而豹纹饰铜镜则能够说简直没有。
之所以呈现这种状况，笔者以为与虎作为“百兽之王”的文明传统有关。在古人心目中，虎比其他一切猛兽都凶狠得多，所以能打败甚至击杀山君，才是勇气与力气的标志。此外，豹（首要是猎豹）在古人心目中温柔可亲的成分要远超凶狠可怖的颜色。江苏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刘戊墓出土有石猎豹，颈部系有贝带，表明晰豹的驯养性质。唐懿德太子墓岩画以及元朝刘贯道所绘《元世祖出猎图》中，都有豹的身影，不过它们的人物均相似于猎犬，与主人联络密切，是协助人捕猎而不是被捕猎的目标。很显然，武士与豹这样的动物进行奋斗的场景，八成不会刻画到铜镜上。
日本永青文库保藏的一枚金银错打猎纹镜，据传出自洛阳金村大墓，也属战国之物。镜背主纹饰有六组，其间包含一组武士搏虎图，图中武士身披盔甲蹲踞马背，正挥剑刺虎，虎后腿直立，前爪挥舞，打开血盆大口，作暴跳欲扑状。画面动感十足，非常形象传神。沈从文先生以为此图反映的正是“卞庄刺虎”故事，学界关于此图中猛兽为虎根本上没有贰言。此镜纹饰中的虎，与云梦睡虎地所出武士斗兽纹铜镜上的猛兽，不管身形仍是斑纹都极为相似。两枚铜镜上的有关纹饰，很可能是对同一事情的不同叙说罢了。
云梦睡虎地所出武士斗兽纹铜镜，明晰出土于秦墓，一般以为它体现了商鞅变法后秦人构成的尚武精神。金村大墓出土的金银错打猎纹镜，与前者所在年代附近，两者在这一精神上应是一脉相承的。这样的铜镜，可能是武士的随身携带之物。把搏虎的场景刻画到铜镜上，能够鼓励武士勇于战役、勇于争胜的气势与豪情。
在镜子上如此直观地展现尚武精神，是战国后期所独有的一种现象，在此之前没有，在这今后也简直再也没有呈现过。
白虎铜镜寄予龟龄期望
在古代铜镜上，以武士搏虎图来传递尚武精神的究竟只占少量，更多的虎纹饰，其文明涵义是以虎为神，并向虎请求维护。这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虎为先人神，请求虎的维护也便是请求先人庇佑；二是以虎（尤其是白虎）为神仙的使者，请求它能助人成仙；三是以为虎能食鬼，所以用虎纹饰驱除邪祟。
现在考古开掘的最早虎纹饰铜镜出自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村岭虢国墓地，1957年出土。其间，1052号墓所出一枚虎纹铜镜（也有学者以为是阳燧，即使用日光取火的凹面铜镜），反面中心纹饰为两只绘声绘色的猛虎，四周有两条虺（huī）龙和四只鸷鸟图画。1612号墓出土的禽兽镜，背部纹饰为两虎、一鸟、一鹿，其间两虎隔镜钮相对，张嘴露齿，图画以单线条勾勒，笔画简略、古拙。这枚铜镜在“镜里千秋”展览上展出。
郭沫若先生从前说过，商周青铜器上某些图形文字，“乃古代国族之名号，盖所谓‘图腾’之孑遗或改变也”。有学者以为，虢国墓地1052、1612号墓出土铜镜上的虎纹，是远古周族姬姓图腾崇拜的连续，是把虎视为先人而请求其护佑的一种体现形式。
白虎能够助人龟龄甚至成仙，这种观念在东汉今后较为盛行，龙虎纹镜和四神（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纹镜在东汉以致魏晋南北朝时期成为干流，正是这一思潮的详细体现。
“镜里千秋”展览上，展出的多个铜镜刻画着白虎与神仙“同框”的场景，比方白虎天马神人画像镜上，铸有神仙、虎与马的形象，还有两组铭文，别离写着“白虎”“天马”；展出的另一枚东汉神人龙虎纹画像铜镜上，其间一个神人的身边铸有“西王母”三字。
国博展出的汉代“白虎天马”神人画像镜
在古代文献中，甚至连西王母以及其他神仙自身也具有虎的某些特征，如《山海经·大荒西经》称，“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邱，有神人面而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曹魏时学者张揖在《汉书·司马相如传》注中则说：“西王母其状如人，豹尾虎首。”
具有神性并且身为仙境使者的白虎，天然就具有了引导俗人升仙的超能力。洛阳西郊7052号东汉前期墓随葬一枚四神博局纹镜，镜缘内饰一周铭文，其间写到，“驾蜚龙兮乘浮云，白虎引兮上泰山，凤凰舞兮见神仙，保龟龄兮寿万年”，它对白虎所扮演的人物作了非常明晰的表述——保人龟龄、导人成仙。“镜里千秋”展出的一枚“上大山”四神铜镜上铸有铭文“上大山，见神人，食玉英，饮醴泉”，表达的意思大致相同。
汉代“上大山”四神纹镜
虎纹铜镜还用以辟邪
虎能辟邪，这是汉魏两晋南北朝时期人们给虎贴上的另一个文明标签。“镜里千秋”展上有一枚王莽新朝时的“新有善铜”四神博局纹镜，纹饰上除了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之外，还有两组铭文，其间内区铭文是十二地支即十二生肖——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外区铭文则有“左龙右虎辟不羊（祥），朱鸟玄武顺阴阳，后代备具居中心，长保二亲乐富昌……”等字眼，表达了人们请求美好日子的希望。
一起展出的另一枚“桼（qī）言”四神瑞兽博局纹鎏金铜镜，也是王莽新朝之物，1956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东郊十里堡，该镜上也铸有相似铭文：“桼言之纪从镜始，仓（苍）龙居左虎在右，辟去不羊（祥）宜古（贾）市，长保二亲利孙子，寿敝金石西王母。”
有相似纹饰与铭文的东汉至南北朝时期铜镜不乏其人。概言之，都是将虎（包含“四神”中的白虎、十二生肖中的虎等）与辟不祥、保安全的期望联络在一起。因为铜镜是古人朝夕相见、随身携带之物，而“四神”代表四方，十二地支则代表一天中的十二时辰、一年中的十二个月，两相结合，则给人以处处安顺、不时安全的心思暗示，关于协助古人们到达心里宁定无疑是有积极作用的。
虎能够辟邪的观念，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存在，东汉至魏晋时期广泛盛行。东汉应劭《习俗通义·祀典》称，“虎者，阳物，百兽之长也，能执搏挫锐，噬食鬼魅。”
有意思的是，铜镜自古以来也被人们赋予辟邪的功用。东晋葛洪《抱朴子·登涉篇》称：“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镜九寸已上悬于背面，则老魅不敢近人，或有来试人者，则当顾视镜中，其是仙人及山中好神者，顾镜中故如人形，若是鸟兽邪魅，则其描摹皆见镜中矣。”这也是传统文明中人们熟知的说法：铜镜能让鬼神现形。
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福建泉州湾开掘出土一艘宋代海船，船的龙骨两头接合处均挖有圆形“保寿孔”（又名“压胜孔”），其间一些小圆孔内放置钱币，大圆孔中则放置着铜镜。铜镜和铜钱按“七星伴月”状摆放，涵义引导海船安全飞行，经过暗礁布满的“七星洋”而安然无恙。据造船厂老工人说，这是我国古代造船的一种传统习气。
已然虎能食鬼、镜能识魅，那么把两者结合起来的虎纹铜镜天然具有辟邪、保安全的奇特功用，而东汉至南北朝时期又是我国古代鬼魅思维最稠密的时期。这大约便是铸刻虎纹与辟邪铭文的铜镜在这一时期大为盛行的根本原因。
国博展出的隋唐时期“仙山并照”四神纹铜镜
值得注意的是，铜镜上的虎纹饰代表的请求成仙这一文明内在，首要存在于东汉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时期政治日趋糜烂漆黑、社会剧烈动乱，人民日子非常苦楚。隋唐今后，尽管铜镜上仍有四神、十二生肖等形象呈现，可是其间虎所表明的含义已悄然改变。比方“镜里千秋”展上展出的一枚隋唐时期“仙山并照”四神纹铜镜，相同铸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可是铭文却与之前的大异其趣，写的是：“仙山并照，智水齐名。花朝艳采，月夜流明。龙盘五瑞，鸾舞双情。风闻仁寿，始验销兵。”这儿根本没有了求仙思维，而代之以两情相悦、安靖平缓等更具有日子情味的表达，并且根本上回归到了镜子作为鉴容照面东西的原本定位。这与隋唐总算完毕了长达400年的割裂和继续战乱状况，完成了国家统一，并且人民日子总体上大为改进的社会布景是密切相关的。
